——写在父亲二七祭日
张金玉
记住他的勤劳,记住他的正直,
记住他的刚毅,记住他的善良……
上 篇
今天是父亲的二七祭日，清晨我早早起床，在父亲的祭奠桌前双膝下跪，焚烧一包纸钱，点燃三柱高香，凝视着父亲的遗像，思念在不断地萦绕，回忆又一幕幕涌上心头，想起为父守灵的三天三夜，心痛又在滋生、蔓延……模糊的泪眼中好像父亲向我走来。
2023年12月29日中午，母亲急促地打来电话：“你父亲发烧38.5℃，又喘不开！”
我一边告诉护工给父亲用上降温药，赶紧上好呼吸机，一边放下碗筷急匆匆向家里赶去。只见父亲面色蜡黄，苍白无力，尽管带着呼吸机面罩，仍张着嘴巴拼命地喘气。我顿感时态不好，紧急向县医院危重呼吸科高士学主任求救。
高主任说：“现在正值假流高发期，病房人满为患，我尽快安排腾出病床，如果情况紧急，可考虑先入住重病监护室。”
我说：“父亲这次不同以往，病情危重。”
“那您就赶快拨打120，送监护室，我让医生在监护室门口等！” 接着挂断了电话。
120救护车呼啸而来，一路疾驶把我父亲送到重病监护室，医生边紧急救治，我边补办入院手续。尽管这是我第五次在父亲《病危通知书》上签字画押，但是心里尤为紧张。
父亲长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，2023年以来，连续两次遭受新冠病毒感染，又遭受甲型流感病毒侵袭，真是雪上加霜，一年七次住院，累计超过77天，这次能否平安走出监护室令我忧心忡忡。
我焦急地守候在监护室门外，静听着护士的呼叫：“1号、2 号家属……”直到最后呼叫完20号病人家属，仍然听不到让11号我父亲的家属送饭，我耐不住性子问医生：“是否可以给11号病人送点饭？”
“你家老爷子挂着营养针，为防止呛进肺管，还不能喂六食，需要时我再告诉你。”医生耐心地回答说。
终于熬到次日下午探视的时间，我穿上探视服冲进监护室，双手握着父亲发凉的右手大声呼唤，父亲低声回应，谁想这次见面竟成和父亲最后的诀别。探视时间结束了，我依依不舍地回头张望着垂危的父亲，预感凶多吉少了。
晚上11：07，听到医生高声呼叫：“11号，11号家属！”
我急忙应答：“到，到了。”
“老爷子血氧、血压、心率各项指标直线下降，需要插管、抢救吗？”医生问。
“全力抢救，最后一搏。” 我立即表态。
“好！”医生立即传话抢救。
我倍感事态严重，立即通知兄弟姊妹赶赴医院，送来父亲的寿衣。
晚上11:50，医生又来说：“抢救效果不理想，咱不再折腾了吧？”
我深知无力回天，含泪接纳了他的建议。
2023年12月31日0：16：05父亲搭乘了飞往通往天堂的航班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我一边联系殡仪师为父亲理发、净面、穿寿衣，一边安慰弟弟、妹妹，让强人悲痛，哭不出声，不要打扰父亲的同室病友。
凌晨2:40，我们坐上父亲的灵车奔赴老家费县探沂镇三南尹村，车窗外浓雾弥漫，车辆缓缓行驶，车厢内我借助灯光，望着身着中山服正装、安详离世的父亲遗体，回忆起和他在一起度过的点滴时光，他亲口对我说过的话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
（一）父亲因穷只上三月学，童年读书是奢望
1932年２月６日（农历正月初一）父亲出生在费县探沂镇三南尹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因伴随新春而来，爷爷为他取乳名“春”，上边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。
父亲的出生给本就贫寒的家庭增加了负担，爷爷、奶奶没白没黑地给地主家扛长工，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，自幼聪明伶俐的父亲眼巴巴地望着富人子弟陆续入学，上学读书无疑是他童年的奢望。
父亲说，因穷别人看不起，烤火取暖被驱离, 是他一生中最没面子的一次。一年的冬天，我爷爷给老地主挑着扁担，领着我的父亲去赶胡阳大集，路过祊河对岸地主的亲戚家稍作休息，正在围着火盆烤火，地主的亲戚问：“这是谁家的公子，这么大了为啥不去念书？”
老地主一看破衣烂衫的孩子给他丢了脸面，大声呵斥：“你这个小穷鬼，也配过来烤火取暖，滚，滚，滚！”
自尊心很强的父亲不甘受辱，悻悻离开躲到门外，发愤如果有机会，一定好好读书，让别人看得起自己。
可是爷爷穷家薄业，怎么能供得起我父亲上学呢？
我本家的三爷爷张凤阁（父亲的堂叔）是岩坡国民党子弟小学的教员，父亲便跟着他念书，家里买不起草纸，秋天就去捡杨树叶收存起来，以水代墨练习写字，晚上用手指在草席上比划写字，遭到爷爷厉声训斥：“躺着不睡，把席子都划破了！”
1941年家贫又遭战乱，父亲只上了三个月被迫辍学，让他遗憾终生。只好间接向地主子弟求教，渐渐和他们成为亦师亦友的好兄弟，老地主被我父亲的求知欲望所打动，送给了他一本康熙字典，父亲如获至宝，边放牛边带着字典，对着大自然学习识字。
父亲11岁时，在胡阳镇吉山后村我二姑家照看他的两个小外甥女，当银匠的二姑父怕被日本鬼子抓夫挖战壕，闻风而逃，我可怜的父亲被捉去充数，因年小力不全，挖不动壕沟，常常遭受鬼子、汉奸的毒打，幸亏好心人相助逃出了魔窟。
后来父亲学会了打算盘， “大扒皮”、“小扒皮”、空盘前乘……使用得滚瓜烂熟。父亲1958年5月参加工作后，历任村合作社、煤矿、酒厂、粮管所会计、所长，一路走来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，《中国商报》曾以“从事会计二十年，核算千万无差错”为题报道他的先进事迹。
不知父亲一生中翻乱了多少部字典，看过了多少部书籍，还曾边唱口角，边教我查四角号字典：
横1垂2，3点捺，叉4串5方框6，
7角八8，9字小，点下一横变0头。
被父亲反复查阅、翻乱的字典如今真是我们的传家宝了。
父亲晚年眼花耳不聋，不能看书读报，只好从电视里获取时政信息，刷抖音、看快手成为他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。
他关心国家大事，爱看CCTV-4《海峡两岸》。一天中午，我正陪父亲吃午饭，他问我：“刚才主事人讲台湾民进党采购新冠疫苗贪污，字幕是台当局陷‘疫苗什么客’丑闻，中间的这个字左边是提手，右边是‘肩’，怎么读？”
我说：“读掮（qián），用咱费县当地话说就是经纪人。”
“奥，民进党真不是好东西，买人命关天的疫苗还拿70亿元的回扣，台湾早点回归大陆就好了。”
父亲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不懂就问，做事严谨的精神令人敬佩，浓浓的家国情怀感染、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（二）破冰捞网救饥荒，身染胃病险丧生
为了养家糊口，父亲未到成年就下地劳动，割麦、挑担、推独轮车……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把他的脊椎压成“S”形。有一次，他推着独轮车爬坡，连人带车翻到沟里，重重的车身压断了他左侧的肋骨，呼吸时胸部塌陷的轮廓清晰看见。
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，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，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……时任探沂酒厂会计的父亲，被抽调到“青年救灾突击队”，和20多名突击队员在祊河流域破冰拉网捕鱼，分发救济难民，姜庄湖附近潭深鱼多，一网撒下去就能打捞上来百多斤鱼，大的有四五斤重，正当捕捞得起劲，渔网却被水下的岩石挂住了，如果强拉硬拽，势必网破鱼跑，前功尽弃，探沂公社花八千多块买来30米长的大渔网，维系着成百上千灾民的生命，也是公社里大半个家底啊。怎么办？从小在河边长大的父亲自持水性过人，艺高胆大，主动跳出来：“我下去把渔网拽出来！”说着就脱下自己的棉衣，一头扎进冰冷的河水里，从岩石缝里拖拽渔网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潜水打捞……随着岸边的欢呼声，渔网终于被拖上岸来，父亲兴奋地不顾寒冷，双脚踩水露出上身来庆贺胜利。
“快点，上来吃饭！”听到岸上人们的呼喊。
父亲连冻带饿，感到露出水面更冷，就说：“把地瓜扔给我，我蹲在水里吃完再上去。”
谁想由此种下祸根，不久父亲胃病发作剧烈疼痛。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，隐忍只能加重病情，实在支撑不住了，他就骑着自行车去临沂城看病，出行不到十公里，胃部疼痛难忍，要死的滋味都有，他一脚把自行车踹到路边的沟里，躺在地上打滚，心想就死在这里算了，又想起我母亲拉扯着我幼小的哥哥、患小儿麻痹的我、刚出生的妹妹等他归来。于是忍着疼痛从地上爬起来，父亲回到家后，先请荣退军医刘大爷给他针灸好了胃病，接着又让刘大爷给我针灸治疗小儿麻痹症，再带着我去汤头泡温泉辅助治疗，本村同时患婴儿瘫的三名儿童，只有我双腿重新站立起来，为此，我为自己有个好父爱而自豪，也为刘大爷妙手回春，医德高尚而感恩。
（三）全部心血献岗位，他是儿女心中的客人
父亲爱岗不顾家是出了名的，他在方城、薛庄、刘庄粮管所工作20多年，离家最近的距离不足10公里，一年到头只有到县城报会计账时，才顺道回家住一宿，经常忙着卖“统销”粮，三、五个月也不回一次家，我们兄弟姊妹每次见到父亲都躲得老远。父亲偶尔回家，我感到很好奇，就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给同学们，他们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俺爷天天在家里，恁[nèn]爷回来了有什么了不起，恁家不就是能在冬天烧炉取暖，过年还能吃个猪头吗？”
1966年8月7日，我的姥娘49岁因病突然去世，我母亲哭得死去活来，父亲在安葬自己岳母的当天下午，就返回方城粮管所，母亲因伤心过度，吃不好饭引起低血糖，头晕眼花，一头栽进院子里的倒垃圾、草木灰的粪汪里，幸亏邻居陈来亮夫妇及时发现，帮助送进了探沂医院。
为了拉近我们父子之间的距离，每逢暑假，父亲总是骑着“大国防”自行车驮着我到方城粮管所住上一段时间，适逢文化大革命，遇到红小兵路查，需要回答口令才能通关。
“不要吃老本。”
“要立新功。”
“好了，过去吧。”
“抓革命。”
“促生产。”
……
如此以往，我也学会了应答口令通关。
让父亲欣慰的是，小小的我能够熟悉背诵毛泽东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和《愚公移山》老三篇,公社门前广场、附近村民的打谷场成了我背诵的舞台，父亲给我的奖励是去伙房给郭大爷拉风箱、烧火做饭。
父亲身体瘦小，虽然是会计岗位，但也经常扛起180斤重的麻袋，行走在通往粮仓四、五米高的翘板上。
文革时间，父亲偶尔回家，母亲就到菜园割上一把韭菜，包点水饺改善生活，谁想水饺下熟后，父亲竟然却不让先吃，他虔诚端上满满的一大碗水饺敬献伟大领袖毛主席，然后再带领全家老少歌唱《东方红》，幼小的弟弟耐不住饥饿，趁机抓个水饺填到嘴里，唱完红歌，我们兄妹边狼吞虎咽，边听父亲学毛选，抓革命的故事，听说父亲是学习毛选标兵，他亲手绣制的伟人像，还选拔到县里巡回展览哩。
我八岁时一人迎战七八个娃娃向前推动的柴油机轮，压碎了右锁骨，父亲带着我到临沂城的一家骨科店推拿正骨，我疼得嗷叫，父亲心疼落泪。后来顽皮的三弟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引起桡骨近关节脱臼，发现时手臂已不能正常翻转了，父亲同样十分揪心，问我三弟,三弟怕受到责怪，推说是让我给摔的，父亲三番五次追问，让我坦白交代，每次吃饭时不给我好脸色，只是没有严刑拷打罢了。我们小兄弟之间整天打打闹闹，免不了磕磕碰碰，无论弟弟因何原因伤筋动骨，我都很同情，如果是我所为，我会勇敢地承认错误，虽有否认但没有证据反驳，不得不委屈成招，编造说是我把弟弟摔到在猪栏附近的土堆上，再问细节我真的编不出来了。父亲念我“诚实”，不再对我横眉冷对，但我内心的委屈一直留在心底，直到父亲去世前，这层窗户纸也没再揭开，我不想让父亲受到二次精神伤害。
1970年11月19日，我的伯父张清振年仅44岁就因病去世了，父亲赶回家，在安葬完他手足兄弟的第二天，就匆忙返岗。从小就来我家当童养媳的伯母就去了她姐姐家没再回来。母亲照应我两妹妹和三弟，14岁的大哥和10岁的我在伯父“五七”一个月内每天晚上趴在土屋的麦蘘地上给伯父守灵，孤苦伶仃，抱团取暖，窗外寒风夹杂着野猫凄惨的叫声，吓得我紧紧趴在哥哥的怀里，此时，我多么想父亲和我兄弟俩一起给伯父守灵啊。
父亲忙到年三十，带回家费县粮食系统、临沂地区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的奖状，高高地贴在堂屋的泥土墙上，再用过时的报纸贴满里、外中间的高粱秸隔墙，然后用柴火大锅烀上猪下水。除夕夜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每人盛上一碗猪头汤，就着水饺过年，此时的父亲已不是“客人”，静静地观看着一群饥不择食的小燕子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