暮春四月，山城雾都迎来令人陶醉的“重庆蓝”。置身于海拔590米的WFC会仙楼75层观景台，以360度的视角，放眼远望，天空白云悠悠、碧空如洗。我尽情俯瞰两江交汇的壮丽景色，以及渝中半岛的迷人风光，仿佛置身于一个“曼哈顿城”的缩影之中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历史与时光流转。
在洪崖洞璀璨的灯火与李子坝穿楼轻轨的魔幻中，我特意抽出半天时间，沿着歌乐山蜿蜒的山路，踏上一场追寻革命足迹的朝圣之旅。旅行大巴缓缓驶入松林深处，恍惚间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。
一、渣滓洞：血色炼狱中的星光
当旅行车碾过第七道山弯时，灰褐色的高墙突兀地撞入眼帘，岗楼上的射击孔如同恶魔的眼睛，在阴郁天光下泛着森然寒意——渣滓洞到了。
渣滓洞看守所旧址静卧在歌乐山麓三面环山的谷地，原是重庆郊外的一个小煤窑，因渣多煤少而得名。 现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中美合作所”集中营旧址的一部分。
1938年那个改变历史走向的秋天——军统特务用三根金条强占煤窑，将运煤的轨道改作运送“政治犯”的死亡通道。关押在此的有“六一”大逮捕案、“小民革”案、“挺进报”案、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，如江竹筠、许建业、何雪松等，最多时达300余人，此地还曾居住过“小萝卜头”和他们一家人。
渣滓洞看守所分内外两院，外院为特务办公室、刑讯室等；内院有一放风坝，一楼一底的男牢16间，女牢2间。
1949年11月27日，国民党反动派在逃命的前夕，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到渣滓洞，以“马上转移，要办移交”为名，将男女牢中的全部人员分别锁在男牢楼下的八间牢房里，突然用机枪、卡宾枪扫射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16间囚室化作二百余具遗骸的集体墓志铭。
长篇小说《红岩》即取材于此。现渣滓洞内展览内容更加翔实。首次把牺牲在渣滓洞看守所200多位烈士的生平事迹重新进行考证并展出；将“狱中追悼会”“春节联欢会”“大屠杀”等狱中发生的事件展出，展示了江竹筠狱中给谭竹安的信、李青林狱中做的枕套等30余件实物和200余张珍贵图片。
穿过外院刑讯室时，铸铁老虎凳上的暗红色锈迹让我脊背发凉。
走进女牢一室旧址， 首先看到江竹筠（曾用名江志炜、江雪琴）的遗像和人物介绍。她是四川自贡人，1939年入党。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后负责《挺进报》发行。1948年丈夫牺牲后接替其领导川东武装斗争，同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。在渣滓洞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，遭竹签钉指等酷刑，始终坚贞不屈， “毒刑拷打，那是太小的考验。竹签子是竹子做的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!”她领导狱中斗争，关怀难友，被亲切地称为“江姐”。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，在歌乐山英勇就义，年仅29岁，以“红岩精神”铸就革命丰碑。
讲解员抚摸着墙上模糊的血手印，还原出 “披麻戴孝”酷刑的细节：特务将蘸满酒精的麻布贴在受刑者背部，待血肉粘连后生生撕下。而在这样的炼狱中，蔡梦慰烈士用竹签蘸着棉灰调制的墨水，在如厕用的草纸上写下了《黑牢诗篇》：“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，箩筛般大的一块天；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，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。”
内院一间间狭小的房间里，曾经“拥挤”着他们一二十个人，想想在酷热的夏季里，连翻身都非常困难，他们该是如何度过的?
男牢房潮湿的石板地上，十六间囚室像沉默的墓碑排列。走进男牢八室，看着墓碑墙上一个金光闪闪的烈士英名，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，深深地鞠上三躬，寄托对先烈的哀思。
在女牢二室的铁窗前，我见到了那个著名的缺口——1949年“11·27”大屠杀之夜，盛国玉等十五位幸存者就是从这里抠开腐坏的木窗棂，从弹雨中爬向生的希望。
玻璃展柜里陈列着蓝蒂裕烈士的遗诗《示儿》：“今夜，我要与你永别了。满街狼犬，遍地荆棘，给你什么遗嘱呢？我的孩子！今后——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，把祖国的荒沙，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！”
当《国际歌》全息影像惊飞树梢麻雀时， 1949年春节联欢会的场景在全息投影中重现：戴着脚镣的烈士们用被子当幕布，用脸盆作锣鼓，表演着讽刺特务的活报剧，用脚镣碰撞声谱写献给新中国的摇篮曲。这种“把牢底坐穿”的乐观主义，恰如狱中流传的那句诗：“洞中方数月，世上已千年。”
二、白公馆：香山别墅里的不朽诗篇
瞻仰革命先烈浴血奋斗的渣滓洞，我接着来到白公馆红色教育基地。只见两座烈士雕像赫然屹立大门口:一座是许建业(《红岩》中许云峰第一原型);另一座是陈然(成岗原型)。许建业是白公馆中关押时间最短、最早就义的烈士，他身上承载了“红岩精神”的象征地位。
我跟随研学游的中小学生长长队伍，沿着青苔斑驳的石阶攀登二十分钟，白公馆的大门在青翠叠嶂中若隐若现。
这座中西合璧的别墅曾挂着“香山雅舍”的匾额，此刻却像头匍匐的巨兽，虎视眈眈地守着通往自由的每寸土地。
当年住在楼上的，差不多都是受特殊优待的“政治犯”。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幼子囚在顶楼上，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，被囚禁在一间地下牢房里。楼下是关押近百人共产党员的地方，前前后后关过两千多人。
主楼二楼转角处的囚室里，小萝卜头用过的半截铅笔如今静静躺在防潮箱中，旁边是他帮陈然传递《挺进报》时穿的粗布棉袄——尺码仅相当于现在五岁孩童的衣裳。
提起宋振中的名字，或许大家并不熟悉。但如果说“小萝卜头”，大家十之八九都听说过。宋振中，即“小萝卜头”，宋绮云之子。出生八月即随父母入狱，因长期监禁及营养不良，八岁时仍如四五岁幼童般瘦弱，获“小萝卜头”之称。在革命胜利前夕，时年8岁的他成为共和国最年幼烈士，与父母一同遇害。狱中难友见证了其从健康婴儿沦为枯瘦孩童的苦难历程，其手握铅笔的遗骸更成为国民党暴行的铁证，英名永载史册。
刑讯洞里阴冷的穿堂风裹挟着血腥气息，墙壁上暗褐色的抓痕如同无声的呐喊。在这里，许晓轩面对“悔过书”的威逼，用筷子头蘸着鲜血写下“宁关不屈”。
王朴变卖田产支援革命的书信与母亲金永华“三应该三不应该”的誓约并列展出，见证着母子两代人“毁家纾难”的赤子之心。
最震撼的是地牢里那面特殊的五星红旗。1949年10月7日，罗广斌从黄显声将军处偷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，难友们拆开红色被面，用草纸剪出五颗星辰。没有见过国旗式样的他们，将大星贴在中央，四颗小星分列四角。这面“错误的国旗”如今陈列在防弹玻璃柜中，旁边电子屏循环播放着幸存者回忆：当屠杀的枪声逼近，同志们轮流亲吻红旗，将它藏进地板夹层。
松林坡戴公祠位于白公馆后山，因松林密布得名。戴笠在此建别墅供蒋介石避暑，实为军统主要刑场。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，杨虎城、罗世文、车耀先及“小萝卜头”一家等300余人在此遇害。其中11月27日，白公馆、渣滓洞革命者被分批押至此屠杀，成为解放前夕最惨烈的大规模处决事件。
1949年9月6日，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被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笠会客室，其遗体被掩埋入花台内。
小萝头（宋振中）、宋绮云、徐林侠一家三口和杨虎城最小的女儿杨拯贵被害后，尸体埋葬在警卫室预先挖好的坑内，刽子手们怕走漏风声，几天后又在上面打上三合土。
解放后，小萝卜头的遗体被挖了出来，已经腐烂，但他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铅笔头，在场的人悲声四起……小萝卜头连同父母被安葬在了西安市长安区“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”。
站在白公馆最高处的瞭望台，山脚下渣滓洞的轮廓已隐入在茂密的树林下。我想起宋绮云在狱中写下的诗句：“我应该是一块煤，还没炼成钢；但我确是块煤，迟早要进熔炉。”
渣滓洞、白公馆这两处相距仅2.5公里的魔窟，恰似民族苦难的熔炉，将无数“煤块”淬炼成了精钢。
三、红岩魂：穿越时空的历史回响
在红岩魂陈列馆，我遇到了前来研学的中学生。他们用手机扫描展品二维码，在AR技术还原的“狱中八条”前驻足沉思。当虚拟影像中的陈然朗诵《我的“自白”书》时，有个女孩悄悄擦去了眼角的泪水。这种跨越七十多年的情感共鸣，或许就是红色基因最生动的传承。
返程时《红梅赞》旋律穿透车窗，歌乐山群雕在夕照中化作燃烧的火炬。我忽然理解了什么叫做“把牢底坐穿”——不是消极的苦熬，而是以必死的决心活出生命的厚度。那些用牙刷柄刻写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的夜晚，那含着眼泪绣制红旗的黎明，都在诠释着“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败”的精神海拔高度。
临别时在纪念品商店。我买了本《红岩》宝书，扉页加盖“渣滓洞”纪念章，作为回家送给孙子的儿童节礼物。
回望渐渐远去的歌乐山，但见满山苍松在春风中舒展新绿。这片曾被鲜血浸透的土地，如今每块岩石都在诉说：有一种死亡叫做永生，有一种毁灭孕育新生。那些长眠在此的英魂，早已化作满山红梅，岁岁年年，见证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春天。
通过这次红色之旅，使自己的心灵受到前所未有的洗礼和震撼。使我深刻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;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唱出了中华儿女的心声;使我更深刻体会到自己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。（文图：金玉）
2025年5月1日于沂蒙小调文博园